万历十五年

《万历十五年》（英语：1587,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: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）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最出名、也是体现其“大历史观”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。

摘录

•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，它不具有世俗友谊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。
• 今日受刑，明日名扬史册，这样的做法，说明忠臣烈士的名誉，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，否则，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，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，继之以血肉深知生命去追求。
•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自信过度，不能谦虚谨慎，不肯对事实比做出必要的让步。
• 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。

但是迷信与非迷信，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。例如，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、一种前途建立信念，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，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，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，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，没有根据，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。

• 武将领兵作战，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。

• 性恶来自先天，性善来自天赋。

• 文官政治确立后，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，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，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，适应新的环境。

• 朱熹

大凡高度的概括，总带有想象的成分。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，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，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。

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。和朱熹一样，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，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，以求经世致用。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，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。如果一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一种单纯的方法，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，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“未信先横”，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。

• 如入火聚，得清凉门。

•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，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。

• 道德虽高于法律和技术，但要提出做争论的根据时，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。

感想

汉唐尚武，故外敌辟易，畏其如虎，而最终亡于内乱。
宋明尚文，国内能勉强依靠高度强化的集权制度稳定，但最终亡于外敌。
所以在下认为，文极与武极俱是取死之道，如本朝一般，文武并举，方可大治。至于党争的问题，则暂且悬束。

我认为，党争的根源在于执政理念与政治追求的冲突，至于会形成乡党、朋党等，不过是时事所近逼的结果。

万历十五年一书从帝国的最高层万历皇帝，而至帝国的决策者首辅张居正、申时行，再到被轻视的武将群体的代表人物戚继光，最后是在野的名士李贽，这各个层面，反映了万历朝由盛而衰的历程，其中豪迈悲壮之处，令人叹服，令人唏嘘，令人悲嗟。
万历十五年是平凡的一年，这一年没有多少能被记述在历史年表之中的大事，但正如我们所知的，历史几乎是不存在突变的，任何山雨来临之前，总是有狂风黑云的积聚。万历十五年正是这样的一年，我们看不见石破天惊，天地乖离，却能感受到，那看似平静的王朝之下涌动的暗流。
我们不放就先依照黄仁宇先生的顺序，来看看这个庞大的帝国，它的上层而至下层，曾是如何的励精图治，最后又是如何的堕落腐朽。
万历皇帝登极之初，不可否认他是有着满腔的热血与抱负，只可惜，生不逢时。万历前期，朝政大事皆由张居正把与太后把持（太后怎样姑且不论，但张居正作为文臣之首，确实是有相应的才干）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他后期的弱势，他不能再像正德那样任意操纵社稷神器，因为文官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想法（我理解为文官们尝到了张居正时期文官左右君主的甜头，故而不愿再减损或者放下这份庞大到让人心动的权利），由于师从于张居正，所以万历在很多事物上

与张居正是有相同态度的，这一点从张居正在世时君臣之间融洽的关系可以窥见一斑，但自张居正逝世后，申时行作为首辅，没有张居正那样的资历与手腕来镇压群臣，从而导致朝野上下群魔乱舞，万历在很多观念上与反张派事实上相悖，直接导致了很多他的想法无法得到施行，或者是下层官员阳奉阴违，政治抱负无法伸张，所以万历就采用了消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抵触，而这又促进了君臣不协调的恶性循环，由此，万历朝开始走向衰败。
中央集权制度，权利本应集中在作为中央的皇帝手中，虽然我们都说张居正是权臣，但是他在位期间